学生塞给我妻子那张手绘卡的时候,我并不在场。
是她晚上回家,把卡片随手放在餐桌上,我才看见的。
卡纸有点皱,上面用彩铅画了个穿连衣裙的女人站在讲台上,旁边歪歪扭扭写着:白老师是正义的!
我们挺你!
署名是她班上几个女生。
妻子洗完手从厨房出来,看见我拿着那张卡,愣了一下,伸手要过来:“别看了,小孩子乱画的。”
“画得挺像。”我说。
她没接话,把卡片塞进书包夹层,动作快得像在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天晚饭她吃得很少。
饭后进书房改作业,门关得很紧。
我站在门外听见细碎的抽鼻子声,推门进去时,她正背对着我擦眼睛。
“进灰了。”她说。
桌上摊开的教案旁,那张“正义”卡片被扣着放,正面朝下。
我走过去抱她。她身体僵硬,却没有躲开。我的手滑进她的衣摆时,她按住我的手腕:“别。今天不行。”
“为什么?”
“累。”
她的眼眶还红着。
我却硬了。
硬得理直气壮——因为我知道她哭的不是感动,是恶心。
恶心自己白天被人喊正义,晚上还要去履行那一个月的条款。
而这种恶心,在我这种人眼里,比任何情趣内衣都催情。
我退出去,在卫生间里对着想象中的画面射了一次。
射完听见书房里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孙老师,没事,我挺好的……真的,有难处会跟你说。”
有难处会跟你说。
她对我从不这样说。
周四晚上她说要“加班做材料”。
我开车跟出去。
车停在城郊一家量贩式KTV门口。
霓虹灯把“好运来”三个字打得一闪一闪。
王明父的出租车停在侧面消防通道旁。
妻子下车时裹紧风衣,低着头走进去,像怕被学生家长认出来。
我买了最低套餐,开了隔壁的小包,把音量调到最大假装唱,耳朵却贴着墙。墙体隔音烂得像纸。下一包的对话几乎没有遮拦。
“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