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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1页）

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

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

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

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

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

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

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

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

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

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

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

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

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

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

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

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

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

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

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

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

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

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

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

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

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

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

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

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

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