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码声在机要回放室里响了一整夜,又响了一上午。
译码组三个人轮班,一个人念,一个人抄,一个人核,莫尔斯的点划一组组落进方格纸。随着抄报纸一页页加厚,海图桌上那张台岛东南方的空白海图,被红铅笔一笔一笔填出了轮廓。
北纬二十二度三十九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十九分——火烧岛,本岛中心点。
新生训导处,下辖十二个中队,番号、方位,全在这儿了。一中队在西北坳,二中队……
环岛哨位十七处……
牛头山西坡,观察盲区。
中寮湾码头,低潮水深……补给船,逢五、逢十进岛,靠潮。
念到最后一组,抄报员的声音都有些发干。一屋子人围着海图,谁都没说话……
这是情报?
这分明是把一座戒备森严的孤岛,连同一草一木,生生抠了出来,平平整整铺在了他们面前。
守敌呢?陈科长推算守敌没有?有人问。
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段极长的推演电文,字里行间全是一个潜伏者十五年的功力。
什么?你说天方异谈?
来,来,来,看看一个真正的情报工作者是怎么做的。
别以为情报工作是街头的追逐、午夜的枪声、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更多的,是一个人坐在桌前,对着一堆看似毫无关联的碎片,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条一条地比对,像拼图一样,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不起眼的、甚至被人忽略的信息,一点一点地拼凑出完整的画面。
陈以洲干的,就是这种活。
报纸上一块指甲盖大的人事动态:某君荣调新生训导处某中队——别人翻过就忘,他记下填进记事本。一份岛内发行的晚报在第三版的角落里刊登了一则“表扬令”,表彰某宪兵分队“协助岛务整肃有功”,文中不经意地提到了该分队的番号。
陈以洲从这份表扬令里,反推出了宪兵分队的编制规模。
台东镇一张合作社的招标公告:本月采购糙米、咸菜、萝卜干若干。他拿口粮定额反除:一个人一天多少粮是死数,采购量一除,在押人数的区间就出来了;再拿卫生院公告里的疫苗支数、子弟小学的学生名册一夹,上下限越收越窄。
同年九月,一家渔业报纸报道了“火烧岛附近渔获丰收”的消息,文中提到“本月以来,补给船较往日频繁,渔民多次在作业时遇见军用运输船”。
陈以洲将这条消息与同期港口调度记录交叉比对,发现补给船的航行规律是逢五逢十……
今年三月,一份公文书目中列出了一批“发往火烧岛办事处”的物资清单,包括“铁丝网二十卷”“水泥五十袋”“照明灯具三十套”。陈以洲将这些物资数量与岛上已知的基础设施规模进行比对,估算出对方正在扩建营房和岗楼。
七月,一则讣告出现在报纸上——某退役军官“在寓所安详离世”。讣告中列出了逝者的生平履历,其中有一条:“曾任火烧岛整训总队第x大队大队长。”陈以洲从这条履历反推出,该大队的编制应当不低于十个中队。
再结合补给船的运输规律,十二个中队的结论,就是这么来的。
电台的点歌节目里,致格润岛海防弟兄的点歌单,泄露出哪个连队换了防,富冈渔港的渔民回港,被海警拦检时瞥见过码头卸了多少麻袋、几个宪兵押船……
没有一条来自秘密文件,没有一条来自高层泄密。全都是报纸上的豆腐块、公文里的边角料、渔民口中的闲谈……
十五年。两千多个夜晚。
没有人给他授勋,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像个最有耐心的织工,把别人眼里毫无关系的线头,一根一根织成一整幅锦缎。于是此刻,电文才能用那样平静的口吻,给出最后的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