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攻关小组的成立,让“鲲鹏二十八号”上的工作进入了倒计时状态。苏桐和陈锋各自带领团队进入近乎封闭的工作模式,而沈浩飞则像一位交响乐指挥,精准地协调着每一个声部。
“我们选择的‘探询信号’,必须是这个生态系统可能‘理解’的模式。”苏桐在生态组的全息投影前解释,屏幕上展示着z-9区域生物发光与环境参数关联性的复杂图谱,“经过对连续168小时监测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系统对三种周期性波动的‘反应’最为稳定:一是与海底地热液喷口脉动周期(约47分钟)相近的低频声波;二是模拟特定深海鱼类群体游动产生的流体力学扰动模式;三是一种极低频的电磁波动,其频率与地球背景舒曼共振的某个谐波相关。这三种波动在自然界中都存在,且强度远低于我们可能产生的扰动。”
“但我们需要一个‘组合’,”苏桐继续道,调出一个三维模型,其中彩色的波纹代表着不同的能量形式,“就像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同一个简单旋律。我们建议的探测试验,是在72小时的时间窗口内,分三个阶段,依次向z-9区域外围的指定位置,注入这三种模式的、能量强度经过严格计算的‘信号包’。每个信号包持续时间不超过5分钟,间隔至少6小时,以便系统充分‘消化’和反应。”
“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这些信号的产生、传播和终止,都精准无误,且不对周边环境产生任何可检测的次级影响。”陈锋接话,调出了“鲸龙”系统的改进型信号发射模块设计图,“我们已经改造了三个小型化、可移动的声-电-流体复合信号发生器,由‘夜枭’负责部署和回收。每个发生器都配备了多重反馈抑制回路,确保输出信号纯净。同时,我们会在试验区周围半径5公里范围内,部署超过200个高精度传感器,监测哪怕是最微小的环境参数偏离。”
沈浩飞仔细审视着方案:“系统对信号的可能‘回应’,你们预期是什么形式?又如何确认这种‘回应’不是自然波动?”
“我们建立了z-9区域在当前季节、当前海洋条件下的‘基线行为模型’。”苏桐调出一个不断演化的概率云图,“任何超出模型预测范围、且与信号注入存在时序相关性的变化,都将被视为‘潜在回应’。特别是,如果系统在三种不同模式信号刺激下,表现出可重复的、模式化的行为改变——比如特定生物集群发光频率的同步调整、化学物质释放的节律变化、甚至是通过水体传递的微弱次声波——我们就可以建立初步的‘刺激-反应’相关性。当然,要证实这是真正的‘信息交互’而非简单扰动,需要更长期的、更复杂的验证。但这第一步,至关重要。”
“安全冗余呢?”沈浩飞追问。
“三重保障。”陈锋回答,“第一,每个信号发生器都有独立的物理急停装置和自毁程序(确保不会落入他人之手);第二,实时监控网络一旦检测到试验区任何非预期变化超过阈值(阈值设定为自然波动的3倍标准差),立即终止试验;第三,‘夜枭’和所有观测潜器随时待命,必要时可发射反向抵消信号。我们甚至模拟了最坏情况——万一引发系统不稳定,我们准备了针对性的‘安抚信号’预案,虽然那只是理论推导。”
沈浩飞沉思良久。方案严谨,考虑周全,但未知性依然巨大。他看向苏桐:“你有多大把握,这个试验不会对z-9造成不可逆影响?”
苏桐与团队中的几位资深生态学家交换了眼神,郑重回答:“基于现有数据,我们认为风险低于一次中等强度的海底地震或附近一次中等规模的水下滑坡事件。系统展现出了惊人的恢复力。但我们不能承诺‘零风险’,指挥。对任何活着的、我们尚未理解的系统进行主动干预,都存在不确定性。这需要您来权衡。”
沈浩飞最终点了点头:“批准试验。但增加一条:试验期间,我必须在主控室,苏桐博士、陈锋博士必须有一人在‘夜枭’控制台前,另一人在主控室。所有指令必须双人确认。这是我们与深渊的第一次‘正式对话’,必须慎之又慎。”
试验被命名为“低语者计划”。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外部的压力并未减弱。“海神矿业”通过其控制的媒体,突然抛出了一份“泄露的、据称来自中国科考队内部”的“初步评估报告”,声称z-9区域“所谓的独特生态系统”不过是“一种已知嗜热菌落的变种,科研价值有限”,而中国方面夸大其词,是为了“掩盖其采矿技术故障导致的严重环境影响”。尽管报告漏洞百出,专业术语使用错误,但在信息碎片化的舆论场,这种指控仍掀起波澜。
林薇团队连夜准备反驳材料,联络国际权威学者进行澄清。但沈浩飞清楚,最有力的反驳,将是来自z-9本身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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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小时准备期结束。“低语者计划”进入倒计时。
试验区域被划定在z-9区域东北边缘,一处生物密度中等、但环境参数相对稳定的“过渡带”。“夜枭”悄然部署了三台发生器,呈等边三角形布置,距离最近的生物发光集群约800米。超过200个微型传感器如蒲公英种子般散布在周围水域和海底,构成一张无比敏锐的感知网络。海面上,“鲲鹏二十八号”和“大洋探索者”号调整姿态,进入静默监测状态。所有的非必要设备关闭,声呐系统切换到被动监听模式,以减少自身噪音干扰。
“所有单位注意,‘低语者计划’第一阶段,将于三十分钟后启动。最后检查所有系统。”沈浩飞的声音在通讯频道中响起,平稳而清晰。
“声波发生器a,状态正常,信号序列加载完毕,能量输出锁定。”
“电磁发生器b,校准完成,场强稳定在预设值。”
“流体扰动发生器c,推进器阵列就绪,模式参数确认。”
“传感器网络,全系统在线,数据流稳定,基线模型运行正常。”
“‘夜枭’就位,监控覆盖无死角,应急协议激活。”
……
每一份报告都简洁、准确。指挥中心内,气氛凝重如深海。每个人都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仿佛在等待一个未知世界的回应。
苏桐坐镇“夜枭”控制台,陈锋留在主控室,与沈浩飞并肩而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第一阶段,注入低频声波信号。倒计时,5,4,3,2,1……启动。”
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在传感器网络中,一道极其柔和、频率为0021赫兹(周期约476分钟)的声波,如同一声深沉而舒缓的叹息,从发生器a的位置缓缓扩散开来,沿着海底和海水的介质,向z-9区域蔓延。它的强度,只相当于一千米外一只蓝鲸的心跳声。
数据流开始加速。主屏幕上的环境参数曲线微微波动,但全部落在基线模型的预测范围内。代表生物发光集群活动的彩色光点图,也保持着原有的、看似随机的脉动节律。
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没有任何“明显”反应。
“信号注入结束。进入观测期。”沈浩飞下令。
接下来六个小时,是最煎熬的等待。团队分析着潮水般涌入的数据,寻找任何细微的、可能相关的模式变化。初步分析显示,在信号注入后的第17分钟和第89分钟,距离试验点约12公里的第三十七号生物集群(正是之前对“鲸龙”谐波有过反应的集群)的发光脉动,出现了两次微弱的、但统计上显着的“节奏调整”——其发光脉冲的间隔,与注入声波的周期出现了短暂的相关性,之后又逐渐恢复原状。这种调整幅度极小,不到正常波动的5,且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周期。
“是噪音,还是回应?”一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低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