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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当外部因素分析清楚之后,研究组转而解剖世行的下滑内因。

―― 很多客户国家抱怨世行的贷款政策信号不明。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强调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而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则是经济增长、改善分配、追赶发达国家。世行的战略重点与这些国家的重点发生了错移;

―― 进入90年代后,世行减少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这类项目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重点;

―― 世行做项目的非财务成本高,在环境保护、采购招标、政策要求等方面的条件比较严苛,增加了贷款的成本和政策变革上的压力;

―― 世行在贷款单项规模、一国贷款总量上缺乏灵活性。此外,贷款的程序太复杂,使得项目的准备和实施难度增加、时间加长。

―― 贷款产品的资本多样化不够,缺乏灵活的投资贷款组合;

当外因和内因,以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被陈列出来的时候,世行决策层基本可以做出冷静而理智的判断了。【有表格】

世行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现行的战略和政策所造成的;

这些国家的贷款需求是旺盛的,而世行的服务手段需要改进;

无论从世行的使命还是从银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应该重新重视――而不是放弃的客户群。

在内部讨论时,一位副行长担忧地说,“如果我们公开提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力度,会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反弹?那些国会议员认为我们是在故意与他们背道而驰。”

这种担忧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观点则是,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吻合的,要知道,这69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发展中世界GDP的90%、占人口的80%、占穷人总数的70%,此外,如果我们放弃这些国家,那么,世行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势必面临业务对象越来越少、业务规模越来越萎缩的局面,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的说法得到了大多与会者的认可。结论是明确的,谁也没有看到过一家贷款规模逐渐萎缩却声誉卓著的银行。

在决策方向基本明确之后,工作组随后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行动计划。包括在近期内发表一个“政策声明”,明确世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在贷款问题上的立场;简化政策条件;增加国别贷款分配和单一项目的灵活度,引入当地货币贷款项目;改变激励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打破过度的条块分割······

同时,为防止被误解,我再三强调,在增加贷款的同时,必须保持项目质量,避免重蹈以往滥贷的覆辙。

“世行决定加大――而不是进一步缩减――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力度”,当这一消息在全球金融界传播开来的时候,种种反应很快降临。

2003年5月,世行的春季部长会议刚刚结束不久,英国的国际发展署常务副署长素玛(suma)专程飞到华盛顿。在我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听到世行的新动作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些多边机构希望加强与世行的合作。此外,作为世行重要的股东,他提醒世行不应该因此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重视。

英国国际发展署是欧洲乃至各国双边发展组织中的龙头机构,它与几乎所有的发展银行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素玛带来的信息表明,地区发展银行在严重关注世行的此次决策,从自身的业务利益上来说,实际上,它们都担心世行会抢走生意,引发出一场贷款竞争。

我详细地向素玛阐述了世行的思考方向和决策立场,承诺会与多边机构加强联合与合作,当最终的报告出来前,会与世行的各大股东国及双边发展组织充分沟通,听取意见。“世行决不会以大欺小。”我向他保证。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3)

素玛走后,我与沃尔芬森商议,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外交斡旋。在年底递交执董会通过之前,要争取重要国家和有关组织的认可,否则,按照世行的游戏规则,在拿到执董会讨论之前方案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受挫。

6月份,我开始了一周马不停蹄的环球外交斡旋。

我首先去了欧盟总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机10点到机场,我下飞机后当即赶去参加一场午餐会,在那里,欧盟负责发展援助的专员波尔·尼尔森和欧盟各国负责发展援助、国际合作的总局长共30多人正在等着我。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世行这次行动的背景、原因、意图和措施,接下来一一回答总局长们的疑问。

法国人问:“世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德国人问:“会不会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力度,是不是世行的方向调整?”

北欧人问:“长远会不会影响贷款质量?”

还有人提醒:“不要搞武断的竞争,要与其他组织合作。”

我细致而耐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一再地重申世行的合作与开放承诺,并同意在10月的世行年会上专门为此召开一个专题会议。

午餐会从十二点一直开到三点,效果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和处理普通人际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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