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班的武班副说带我和阿泉过年放假的时候外出看电影去。
我说:“好呀好呀!”然后就开始筹划着第一次外出的事项。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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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营区都封锁了起来,外出取消,由于疫情爆发突如其来,一开始连口罩都做不到人手一个,后来还是一个军官家里是做医疗器械的,直接让他家里捐赠了三千只口罩给我们旅,那个军官后来年底因为这事立了一个三等功。
发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要求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必须随时随地戴好口罩,谁要是把口罩摘了就要被通报。
那个蓝色的一次性口罩我们足足戴了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什么东西都买不到,连香烟都是配发制度,每个排统计好要多少烟,然后上报连部,连部再上报营部,然后统一采购再运回来分。
像我们这些第一年兵,有烟瘾的就难受了,也不能跟老班长们抢烟的名额,又没处买,难受得要死。
后来我发现,那些老班长们自己都有悄咪咪的途径,比如说住在营区的家属们,她们有时都会做些小生意,虽然说疫情期间严禁我们跟她们接触,但老班长们总能钻到一些空子,所以能够拿到一些资源。
但我们一年兵咋整啊!苦逼的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捡烟屁股之旅……
那些有途径的老班长们抽烟都只抽一半,然后就掐了,在排放外面还专门有一个用来弹烟灰的瓶子,我就天天看着那个烟灰缸,偷偷摸摸地看四周无人,就把里面还很长的烟屁股捡出来抽,在外面的路上要是看见有很长的烟屁股,都趁着四下无人捡起来放口袋里……
我敢说这是我这辈子所经历的,最落魄的时候,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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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三排的同年兵阿谦跟我关系特别好,新兵连的时候体能不是很好,但也能够合格。
下了连队快过年的时候拉了一动紧急集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背囊跑了一趟车库,回去就发现自己不对劲了,起不来床,后来就瘫在了床上,最后诊断是腰间盘突出,没有办法参加任何训练,连队也就安排他做一些轻活,比如说管理连队的图书馆、俱乐部和电脑室。他就这样过了两年,最后退伍的时候拿了一个残疾军人证。
我们曾经很多次夜谈,互相发一根烟,在黑暗里聊着什么。
我说:“你这也太亏了,两年什么都没得到不说,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却成了个残疾人。”
他沉默半响,吸了一口烟,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没办法训练真的挺难受的。”
世界上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一起吃苦的烟友了,一根烟能够迅速拉近两个男人之间的距离,直到现在,许多战友都没有联系了,而一起吃过馒头的,一起抽过烟的,时不常还能打个视频互相骂来骂去,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是属于那种写遗书的时候互相托付照顾父母的感情。
能遇见他们,我三生有幸。